公厕还是那间公厕；靠椅还是那把靠椅；围墙还是那面围墙。堆在墙角的东西也是那几样，两支长袖橡胶手套、一双旧的筒靴、一把塑料筒子割出来的撮箕。
两年前，坐在靠椅上的是一位胖胖的中年妇女。现在，准确说是上周三，变成了一位清瘦的年轻女孩，身上套一件桔红色镶荧光条的褂子。
“妹儿，怎么没看见在前那位大姐呢？”我问年轻女孩。
“你说的是薛大姐啊？”年轻女孩问。
“我不知道她姓薛。成天坐在这把椅子上纳鞋垫的那个呀。冬天的时候爱穿一件红色的羽绒服。”
“唉，你问薛大姐干啥呀？你们是亲戚吗？”年轻女孩反问我。
“嗯嗯，不沾亲，不沾亲。”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“不沾亲，问人家干啥哩？你是派出所的呀？”年轻女孩接着反问。
“我看她纳的鞋垫既漂亮又耐穿，我想跟她买几双穿穿。”在年轻女孩的几番追问下，我道出想法。
年轻女孩呵呵一笑，脱口而出，“我咋跟我两年前的想法完全一样呀？”
我还没有等来下一句，年轻女孩已经抓起手套进了公厕。
两年前的那个冬日是几月几号？实在想不起来。
她坐在街边的靠椅上，背对大街，脸朝向一面高高的围墙。她穿着显眼，鲜红饱满的羽绒服上罩一件桔红色镶荧光条的褂子。她头埋得很深，双手掩在怀里。
遇到雨天，她便从靠椅上挪到公厕里面。透过落地玻璃窗看她坐在一根矮板凳上，也是拿背对着公路，头埋得很深，像在玩手机，也像是打瞌睡。靠公厕的墙脚搁一双长袖橡胶手套、一双旧筒靴、一个塑料桶割出来的撮箕。我猜她应该是公厕的清洁工。
她到底埋头在做些啥呢？
我慢慢踱到她身后。哦，她在纳鞋垫。一支鞋垫已经纳到一多半，红色、绿色、黄色的线拼出来大大小小的花朵图案，色彩鲜艳极了。她纳了几针线，又朝头发上油一下针，动作熟稔。她右手中指上还戴了一枚铜顶针哩。这枚铜顶针让我一下想起我的奶奶。奶奶最后那几年，身子骨越来越差，再也使不出力气做农活。但奶奶就闲不下来。一有空，坐在门前的石凳上，一针一针地纳起鞋垫。不时往头发上油一下针。奶奶的头发白得跟针一样，
她察觉到有人站在身后，扯下一支袖套把鞋垫和针线裹一团，塞进上衣口袋，抓起手套便进了公厕。
我每次经过这里，总要侧过身看看她。她依旧背对大街，脸朝向一面高高的围墙。冬天，穿那件鲜红色的羽绒服，外套一件桔红色镶荧光条的褂子。处近了才看清楚，荧光条上有“环卫工作”四个小字。夏天哩，她就那几身素色的
“大姐，你纳的鞋垫好好看哦，卖不卖？”我问。
“不卖。”她侧过脸来回我两个字，露出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。她生一张胖胖的脸，鼻翼两侧布满细细的像针扎出来的雀斑。
“我自己穿的。”她接着补了一句。
她说的八成是假话，至少这么漂亮的鞋垫垫在她的鞋里有几分亵渎。她穿一双旧得分不出来出厂颜色的胶鞋，鞋面蒙了半匝像废机油颜色的汗渍。
退一万步，她说的是真话，我猜她每年至少要纳7、8双鞋垫，两年多来，她纳了不下20来双鞋垫，她哪里穿得完呀？
思绪的翅膀正在翻飞，年轻女孩拎着橡胶手套从公厕出来。这是一座智慧公厕，省去了好多苦活脏活，大不了擦擦玻璃、面盆，换换手纸。她看我还立在原处，又跟我聊起来。
“两年前我跟薛大姐分到同一个班组，打扫这条街上三个公厕的卫生。薛大姐不爱说话，空下来就纳鞋垫。她纳的鞋垫好看极了，也纳得结实。我让她卖几双给我穿穿。没想她让我吃了个闭门羹，哪怕我给的价钱高出一长截，她就是不卖，说啥也不卖。”年轻女孩说道。
“纳这么多鞋垫又不卖，也穿不完啊。”我说。
“薛大姐哪里舍得穿哦，全给她的男人寄过去了，每个月寄一双。”
“他男人？”
“我也没见过他长啥样子。听薛大姐提起过，男人在煤矿干活，很废鞋子，也很坏脚。”
“这是啥煤矿哟？”
“监狱里的煤矿呗。”
“哪薛大姐人呢？”
“上个月，薛大姐的男人放回来了，薛大姐便辞职回家了。”
我不时在人头攒动的街道上东瞅瞅、西瞧瞧，巴不得哪一天能碰见薛大姐，以及她手挽着的那个男人。
（作者系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 王
